宋元书会:落第文人的戏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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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元书会:落第文人的戏场

2022-12-13 10:33:35 来源:文史天地

宋人周密在《癸辛杂识别集》中记载了一件以南戏复仇的真事。永嘉有一恶和尚祖杰,强占民女,为掩人耳目,又将女子假配与庙中俞姓和尚的儿子。俞的儿子不甘邻人嘲笑,携妻出逃,惹恼了祖杰,将俞家并女子以及所怀骨肉斩尽杀绝。随后,他又贿赂官府,平息血债。民间愤愤,书会“唯恐其漏网也,乃撰为戏文,以广其事”,剧目为《祖杰工文》,在永嘉各地上演,甚至一直唱到临安,众口难掩,众怒难犯,最终,官府法办了恶和尚祖杰。

伸张正义的,不是官府,而是书会。没想到,民间诉求凭借“书会”得到伸张。

南宋的早期书会,由文人学士创办,是为了对应科举考试而自发形成的读书讲学的民间社团,类似乡校、家塾、会馆,永嘉状元王十朋,就曾在书会中治学,即复习高考。书会除了培养向上高升的众多进士外,还孕育了民间的书会组织形式。初始的书会,讲学问学,意气风发,互相砥砺,最终要科举高中,谓之“鲤鱼跳龙门”。

可那些越不上龙门的落第秀才们怎么办?他们只有在书会里,一边复习功课准备第二年再考,一边写剧本。事实上,北宋以来市井文化所孕育的平民精神,在南宋得到了充分显现。书会里讲读以备登第的秀才们,厌倦了年复一年的复习考试,眼光开始转向民间,自己也要谋生,便索性不再参加科考了,开始转化为下层文人、民间艺人,以写剧本为终生职业,既可以维持生计,又可以自由施展民间话语,还可弥补民间戏文编剧的不足,成为南宋民间一份不错的产业。他们直接导演了书会性质的演变,将书会演变成编写话本、戏本、曲艺的文艺行会。当时有名可考的书会有:御京书会、元贞书会、古杭书会、永嘉书会、九山书会。就这样,科考不中的举子们,愣生生把个弦颂吟诗的书会,逐渐演变成与科举无关的编写话本、戏本、曲艺的文艺行会组织。

宋元书会:落第文人的戏场

▲宋朝的“曝书”

剧本反映现实,科举考试为秀才们编剧们提供了大量素材。为适应文治政策,北宋科举考试扩大招生,大规模向寒门子弟开放。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励志口号,频频酿成人性的灾难,几乎成为人人都会背诵的悲情戏词。它更野,更率直,表达了来自民间的话语权利。不过,因有伤风化,政府开始禁演。据《漳州府志》说,朱熹知漳州时,亦曾禁演当地的南戏。

宋元戏说,都出自书会,从南戏到北曲,均由书会才人主笔。

如果说书院是民间思想者以学术为目的形成的士人团体,那么书会则是民间文艺者以艺术为目的形成的才人团体,士人与才人,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。

士人作为精英,有着制度安排的政治仕途,处于上层建筑,而才人则活动于社会基层,要在经济基础里安身,从市场需求中立命,两者之间隔着一道科举的门。

就大体而言,进了科举的门,就成为士人,进不了的就去做才人。

士人隔着科举的门缝看,当然要把才人看扁了,才人从科举的门外瞭望,所见不确,难免也会看走形,才人对士人若有不满,“负心戏”便是才人的拿手好戏。

书会剧本内容大多是揭露“田舍郎”负心的故事,落第秀才们也最熟悉这样的故事,如《张协状元》,是目前留存下来的唯一完整的南戏样式,编剧是南宋温州的九山书会,因存于《永乐大典》的残卷中而幸存下来,被誉为“中国第一戏”和“戏曲活化石”。

《张协状元》第一出“末白”“水调歌头”:“但咱们,虽宦裔,总皆通,弹丝品竹,那堪咏月与嘲风。昔会扬科使砌,何必搽灰抹土,歌笑满堂中”。又自白“满庭芳”:“教坊格范,绯绿可同声,酬酢词源浑砌,听谈论四座皆惊……《张协状元传》,前回曾演,汝辈搬成,这番书会,要夺魁名,占断东瓯盛事。”

以上,九山书会通过“末”“生”两个脚色向观众自我介绍:我们是宦裔子弟,能弹琴吹笛,能诗词文咏,能编写剧本,能化装表演,还要与其他书会竞赛,争夺魁名。

其实,“书会”才人编写剧本时,便开始了士人与民间合流趋势。九山书会编撰的《张协状元》便是妥协的典范。张协负心再也没有死于非命,而是在曲折迂回的戏剧效果中,让王贫女与负心郎张协状元最终走到一起,给观众一个大团圆的交代。九山书会自称有“教坊格范”,表态向宫廷乐坊靠拢。

在许多的书会中,永嘉书会因《白兔记》而流芳至今。永嘉书会不再写“负心戏”,而是开始编写“孝义”题材的剧本了,意味着剧本的价值取向开始在民间与士人的合流中普世化。1967年,在上海嘉定宣氏墓中发现明朝成化年间(1465—1487)北京永顺堂刻本《刘知元还乡白兔记》,内有“亏了永嘉书会才人,在此灯窗之下,磨得墨浓,蘸得笔饱,编成此一本孝义故事”。

南戏《荆钗记》应该是出于宋元间永嘉书会才人的手笔,作品以永嘉进士王十朋为主角,写他家贫志高,以荆钗聘娶钱玉莲,夫妇却感情至深。王十朋中状元,宰相万俟卨欲招他为婿,十朋以家中有妻拒之。一番曲折后,待荆钗重现,夫妻团圆。与早期“负心戏”截然相反,正面树立了寒士富贵不能淫、威武不能屈的样板,在开始重塑士大夫形象中,确立另一种价值认同。

正是不关风化体,纵好也徒然。南戏承担了一种普世的道德关怀,在趋同的价值追求中,在士人的整合下,南戏走向儒雅之途。王十朋也成为朱熹从永嘉学人中树立的道德标杆。

书会在合流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完善,编剧有“先生”“才人”“名公”“老郎”之专称,分工明确,他们经常流连于勾栏、瓦舍以及宗祠戏台的前后左右,与艺人交流,在观众中采风,剧本里才有人性的袒露、人情的剖白、人间的冷暖,句句是本色语,感发人心,妇孺皆喻,在舞台上勾勒出现实社会的剪影。

像书院一样,元初,书会也北上,都在元大都扎了根。最早的书院,就是窝阔台时期的太极书院,而最早的书会,则说不太清楚。不过,在《错立身》戏里,才人自称“一管笔如飞,真字能钞掌记,更压着御京书会”,“真字”即正楷,“掌记”乃剧本。能以正楷写剧本,在书会里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,说明才人那一手字可以像士子那样去参加科举考试了。《错立身》出自“古杭书会”,其中提到与之同时的另一家书会——“御京书会”,说明当时一南一北两个书会中心已经出现,南有古杭,北有御京。

“御京”二字表明,御京书会就在京城,在元大都,陈万鼐指出,“御京”与“玉京”同音,如皇帝“御旨”亦称“玉旨”。以此,我们认为,御京书会很有可能就是玉京书会,对它的称呼,或内外有别,在大都内,人称“玉京”,对外则称“御京”,强调书会的皇城身份,突出书会的中心地位。敢说“压着御京书会”者,必是吴越才人。

玉京书会的班底,都是燕赵才人,而其主持,便是“驱梨园领袖,总编修师首,捻杂剧班头”的总编剧总导演还兼着演员、后来被称为元曲四家之首的关汉卿。

还有一家,叫“元贞书会”,也是一班燕赵才人搞的,也起了个向皇朝国号靠拢的仿佛皇亲国戚身份的名字,它的名字跟国号一样,都是从《易经》里来的。

文学史上的元曲四大家,就在这两家书会里,王国维写《宋元戏曲史》,以他们为主流,用了传统士人眼光,将他们放在唐诗宋词一脉上,作为元曲代表来写。他说: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。楚之骚,汉之赋,六代之骈语,唐之诗,宋之词,元之曲,皆所谓一代之文学,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”

「本文刊于《文史天地》2022年第12期」

(责任编辑:陈蕊 zx0180)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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